代表委员话发展｜常亚凛：将水绥永铁路专支线项目纳入云南铁路规划

一方面，要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

概括来讲，法院判断高校自治规则的合法性有如下四个标准： （一）运行机制民主公开。该案是我国首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判决的教育行政诉讼案件，意义重大。

这是我国高校自治的权源所在。[16]对于违反开放民主程序制定的自治规则和依法未予公开的自治规则，法院不得认可其效力。另一方面，高校自治规则的正式文本也需公布，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等校内媒体和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校外媒体以及新闻发布会、年鉴、会议纪要或者简报等方式予以公开。然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四）不同自治规则之间协调一致。

[32]因此，高校自治首先体现为大学根据自身的发展特色制定章程以及其他自治规则。[4]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5]思行初字第80号。作为资政院议员，如何才能不负此厚望？当时清朝廷病入膏育，如立施猛药则适以促其猝死，应先固本培元，辅以慢慢治疗。

但晚清时处衰世，内忧外患空前，国势陵夷如此，作为朝廷施政核心的军机处及各部院安能辞其咎？作为民意代表之议员，如不对他们之所为加以真切批评，反而装聋作哑，甚至一味颂扬，那才是亏于议员之操守和职责。一是反面的，即某些儒者，可能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儒者的通常选择，为了苟且偷生、功名利禄，从而曲解、放弃道，但他们绝不否认道之存在。到10月5日，五百几十个猪仔把他们的骨头和五千元的支票正式交换了。五、结语 百年之后回过头来审视近代中国的宪政法治历程，晚清资政院议员处于新旧教育交替时期，新的法政知识与儒家传统得到了较为良性的结合，是议员们之发议质量较高，同时也更有风骨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在清廷举办回国留学生考试并直接授予官职以后，更为明显。法实证思潮作为对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的反动，试图将法之所以为法的价值和历史根据排除出法学领域，但概念法学强调归纳、演绎等逻辑思维，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故在近代中国未能产生大的影响，可不具论。

20世纪初，出现了留学潮。[20] 该论断基本准确，作者侧重于制度变革的角度将1905年视为关键点虽有其道理，但具体到一个群体的信仰，自有其连续性。到了公开场合，还要更肯定道之神圣性，来掩盖其不合于道的行为，或进行辩解。至此，国会也好，议员也罢，除了为有权势者掌控之政府撑撑门面，为专制独裁打上民主共和之招牌，尚有何存在之价值？ 三、儒学信仰与资政院议员之操守 我并不是要为那些杰出资政院议员唱赞歌，盖他们自因杰出表现进人历史而不要人来树碑立传。

儒生即便不能成为帝师，退而求其次，可人朝为官。落实到制度层面，就有历代相沿的谏官制度。资政院议员为什么能在中国议会史上写下这较为光彩的一页？ 对资政院议员生平略作考察，我发现很多民选议员有类似人生轨迹：早年从事举业，成为士绅，适逢留学潮出去游学，回国后多回到家乡，从事新式教育或实业等工作，[7]渐渐成就了些事业，有较高社会声誉，被推举为省谘议局议员，最后互选成为资政院议员。士大夫改造社会的重点或者说路线从以往的得君行道渐渐转向了觉民行道。

信仰之重大变更，制度方面的剧烈更新在长时段内其作用固不可低估，但更明显的表现可能还在人群本身的代际陈谢之间。他决定向社会投诉，对下层老百姓说法，掀起一个由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的大运动……致良知之教以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为主要的任务，所以我称之为觉民行道……阳明死后，觉民行道的理想终于在王良的泰州学派手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风行天下。

其实，制度的移植、创造都不是最难，关键是如何全面施行此制度，充分发挥其预期功用，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

议员们的出身背景，统计如下：[8] 表二（资政院议员出身背景统计表） ┌───────┬────┬───────┐ │功名│议员数量│占总数的百分比│ ├───────┼────┼───────┤ │进士│45│23.1％│ ├───────┼────┼───────┤ │举人│44│22.6％│ ├───────┼────┼───────┤ │贡生│48│24.6％│ ├───────┼────┼───────┤ │新式学堂毕业生│46│23.6％│ ├───────┼────┼───────┤ │不明│57│29.2％│ └───────┴────┴───────┘ 表三（毕业于新式学堂之资政院议员功名统计表） ┌──────┬────┬───────┐ │功名│议员数量│占总数的百分比│ ├──────┼────┼───────┤ │进士│8 │17.4％│ ├──────┼────┼───────┤ │举人│14│30.4％│ ├──────┼────┼───────┤ │贡生│17│37.0％│ ├──────┼────┼───────┤ │没有传统功名│7 │15.2％│ └──────┴────┴───────┘ 可知：在资政院议员中，拥有传统功名的达147名，占议员总数的75.4％。动机虽不尽一致，但只要做了一段时间，自然就会在该领域积累一定的社会基础。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较之其他议员，并无任何逊色之处。在清朝廷举行的留学生考试中，人数最多的属法政科举人或法政科进士。）大致可说，后一种精神偏重于培育智性之知，前两种精神则偏重于培育德性之知。及十二年大选之际，乃造其极，军阀政客与议员间之贿赂行为，其卑鄙龌龊，有不堪言状者。

[17]参考《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第241-251页。这一传统在资政院议员发议中表现非常明显，如黎尚雯在弹劾军机案发言时讲：从前极言敢谏之士，因参劾庆亲王而去位者已非一人，自古君明臣直，何必隐言？本员主张此次上奏，先弹劾军机大臣首领庆亲王，要历数其误国殃民之过失，以昭示天下而儆将来……我们资政院议员，对于朝廷是议员，对于人民是代表，本有兴利除害之责任。

[27]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页。[25]本统计表中第一届国会与第二届国会的资料来源于张朋园先生之国会议员名录（《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第330 - 421页。

他们把自己的骨头和五千元的银行支票用天秤较量较量，觉得那五千元的支票还要重一点。为了鼓励臣下尽言，广开言路，彰显君之所以为圣、为明，故历代多有不罪言官之规定。

毕竟，保持本朝的长治久安而不是通过改朝换代以另寻明君，多数时候是儒家以天下苍生为念的真正体现。  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宪政之路曲折异常，这跟议员们风骨每况愈下紧密相关。儒家士大夫自能在整个社会中起到表率作用，其是非观奠定了整个传统社会的基础，故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儒家为主的核心价值观。读书人中，从事法律实务的刑名师爷没有组织，却有规则。

他们自然趋向于革传统价值观之命，但又不能建设一个能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这在资政院议员身上表现得较明显，如他们通过对《资政院章程》和《议事细则》相关条文进行阐释来证明议员批评朝政的正当性。

[17]在他们看来，大不了不当议员，虽是解散，我们回去也可以办学堂，也可以办实业，对于国家还是负责任的。如政府作为总是正确，那同舟共济对于提高效率倒有帮助。

安福当国，更发挥而扩大之，积扇成风，盛行一时。个人之意见，推之群众而大体不殊。

一般而言，建设宪政国家，要有较多人学习法政。[28]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0页。但这种新旧制度之间的更迭，并不能全部完成制度功能方面的代谢。我思考的是：共和国国会议员之操守为何反不如君主预备立宪期中的资政院议员？议会乃民治精神之所寄托，没有健康的议会，易能有真正的宪政国家？我们可找出很多外在理由来为这些腐化议员开脱。

经常发现《速记录》中有彼此争辩、议场大哗、众大哗、拍手拍手等记载。现在既未能兴利，应为朝廷先除一害，也就可以上对朝廷、下对人民了。

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19]罗久蓉即指出，科举废除后，之后成立新式学堂，虽然四书五经仍列为必修科目，但在各学堂引进各种西方学科，四书五经不再是进身之阶后，要想继续维持儒家的价值系统，事实上有很大的困难。

[16]降及晚清，随着西方地方自治思潮的传入，士大夫逐渐意识到地方自治乃国民进步之阶梯、宪政之根本，同时它以教育、实业等为基干，恰与明清士大夫所一直努力创建的民间社会空间有相通之处，因此诸多士大夫积极投身到此种自治活动中来。如果限定在价值之源，《东方杂志》时评这句话值得深思：未有新学，犹有旧之可守。